（续前篇。建议读完小说后再读此读后感）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有关天国礼物的浪漫爱情小说，但实质上却是深层次地论述了人的文化属性，提出了救世主究竟在哪里的现实追问，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超越因果关系的只能靠“觉到悟到”的天道。整部小说以经济改革中传统观念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冲突作为时代背景进行铺垫，以丁元英和芮小丹的凄美爱情为主线，以几个音乐发烧友创办格律诗音像有限公司和帮扶贫困的王庙村为载体，贯穿以音乐艺术的理想追求，深入探讨了文化属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最终揭示了“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这个深刻的哲学理念。

 文化属性是小说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我想“文化属性”这个概念也许可以理解为“属于某种文化的特性表现”。丁元英在和芮小丹对话时讲到：“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次，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丁元英对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进行了解释，“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

 在丁元英眼里，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他说到：“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中国为什么落后？这就要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因为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文化的产物。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足以让你拍着胸脯说：我们有文化。但是，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却不能让你挺着胸脯回答：我们有什么文化？因为有文化和有什么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他由此分析到：“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好一个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可以这样说，丁元英把传统世俗文化看到骨髓里去了，他对人的社会文化属性问题的见解是如此地独到而精辟！

 正因为如此，面对令人失望的社会现实，面对喧闹拥挤的大都市，丁元英才“从欲望沉浮的名利场来到古城这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他是一个现实到不能再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矛盾体。”由于看得太明白，他甚至因此常常很是孤独。正如韩楚风和丁元英谈论传统文化时眼望着他而想起一位哲人的话：更高级的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的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

 如果丁元英就这样“孤独”下去，小说的主题必然苍白，有关文化属性的论点就会故弄玄虚。所以作者在小说中进行了巧妙的构思：王庙村——这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它的贫穷应该是文化属性的必然产物。于是小说就借着芮小丹向丁元英要个礼物这一浪漫情节，描述了丁元英在王庙村创造的一个令人折服的“神话”。

 基于对文化属性的深刻认识，丁元英在设计格律诗音响公司和王庙村音箱生产基地的相互关系时将两部分各自独立，对发烧友组成的音响公司采取股份方式进行制约，通过“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使得格律诗公司强行进入市场。对王庙村音箱生产基地则采取“用小农意识治小农意识”的方式，“在产品生产各道工序的农户之间实行小农经济的买卖关系，现金交易，一环制约一环，谁出问题谁承担损失，不影响别人的利润。允许弱势文化背景下的农民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让市场去纠正他们，最终用经济杠杆来解决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问题。”就这样，丁元英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对文化属性的理解，在王庙村完成了这个神话，送给了芮小丹一份超越古人千金一笑的浪漫礼物。

 小说在爱的礼物逐渐浮出的同时，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显然，作者用意并不在叙述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作者重墨渲染丁元英的这个“送给女人的礼物”，绝不简简单单的就是个“礼物”，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社会文化属性进行的深刻揭示。在这个特别时间、特别事件的大背景下，由于社会制度文化和传统观念的客观存在，丁元英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引发各种社会评论铺天盖地，从而招惹一片嘘声和责难声。如同丁元英好友韩楚风所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丁元英，疼的却是传统观念。”正是在这样的争论声中，作者所揭示的小说主题才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和思考的价值。

 有关“救世主”的论述是小说努力探讨的另一个主题。丁元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说到“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们逆来顺受，不思变革。只要有人赏口饭吃，就心甘情愿地蜷缩着。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指望着吃救济，靠支援。他们只知道神和上帝是救世主，却从来没想到真正的救世主就是他们自己。这种文化属性，造就了许多长期处于愚昧麻木之中的社会人，最终只能导致他们永远的贫穷落后。

 丁元英借助“强力作用的杀富济贫”在王庙村创造了一个脱贫致富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丁元英要把几个发烧友和农村一群小农意识的散兵游勇有效地组织起来，不能靠说教，也不能靠施舍。丁元英是让市场规律打开农民的眼界，让市场无形之手抑制农民的小农意识。就是通过这个过程让农民明白，要富强就不能靠别人，摆脱贫困的救世主就是他们自己。但这些农民是否明白市场规律这个“道”，则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能够觉到悟到。正如丁元英说的“允许几个股东去扒井沿儿，能不能爬上来取决于他们自己。对农户，从基础设置就不给他们期望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我救不了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通过一种方式让他们接受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能救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当然，丁元英也担心“让井底的人扒着井沿看一眼再掉下去，会不会让他们患上精神绝症？”然而社会的残酷现实就是：不扒着井沿就永远看不到天外有天。如果扒着井沿儿看一眼再掉下去，也只能是“饱了眼福，苦了贪心，又往地狱里陷了一截子。”究竟谁能从井里爬出来，完全取决于他能否利用扒着井沿的机会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认知。

 其实，许多事情就是如此，越想依靠别人拯救自己就越是靠不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得救之道就在于自己行动起来，真正相信自己的力量，真正去积极地努力，人们就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也是小说留给读者最有思考价值的地方之一。

（未完待续）